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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03316.com【莱蒙资讯】北欧三国科技创新体系的2020-01-31


  北欧三国瑞典、丹麦、芬兰均是工业化发达国家和生活质量高的福利国家,其共同特点是人口较少,国土面积小,实行高福利政策,贫富差距较小,创新生态建设较为完整。在科技创新方面,三国被公认为科技创新较为先进的国家。比如著名的诺贝尔奖颁奖地设在瑞典,癌症治疗、心脏起搏器、安全带等较为“大众化”和“实用性”的创新发明都出自北欧三国。北欧三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业绩,其科技创新体系功不可没,而其科技创新体系是随着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发展起来的,带有典型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及社会传统的烙印。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科技创新已成为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欧三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北欧三国对创新具有独特的理解,例如瑞典目前采用OECD对创新的定义,即“创新是将新的或显著改进的产品(货物或服务)或工艺、新的市场开发方法或新的组织方法应用于商业实践、工作场所的组织或外部关系的过程”。这一广义的创新概念,不仅仅指科技创新,其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大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正如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管理人员Lars Hultman教授所言:“瑞典公众98%赞同科技创新对生活提示的重要作用、1%科研投入增加带来0.6%知识产权增加”。

  其一,大学科技创新有明晰的政策依据,而这些政策由议会、政府内阁相关部门制定和颁布,例如“教授特权制”是瑞典政府颁布的典型政策之一;

  其二,形成了多主体互动的研究开发实施机构,包括公立研究机构如大学、企业和私人研发机构等;

  其三,重视专业化的技术扩散机构,主要包括大学和产业界合作建立的能力中心、卓越中心、科学技术园区、技术转化基金、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等,还包括地区商会、技术扩散项目、工业研究所的中小企业项目、欧盟框架计划等;

  其四,研发资助系统相对完善,主要是各种公共资助机构(各种协会、基金会、省级和地方府研究资助机构)、半公立和私有的金融公司(包括各种风险投资公司)等;

  其五,法规与信息层能够形成动态的传输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相互流动的信息包含传统的研发活动、技术转移、扩散、中介服务以及产业化等活动内容。

  北欧三国大学的研发投入来源是多元化和高强度的,大学投入的来源既有国家的资助、企业的合作资金,也有各类基金的投入。在科技与创新的投人方面,北欧三国以较大的研发投入强度而著名,其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以上,其中瑞典的研发经费投入2016年达到3.3%。针对欧盟提出的2020年研发投入强度达3%的目标,瑞典政府制订了“瑞典改革计划2011”,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瑞典政府和企业研发投入占GDP的4%。高强度的大学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方面是其科技创新活动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因素和优势形成原因之一。

  与其他区域的国家相比,北欧三国的大学科技创新投入是多元化的。以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为例,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是信息通信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生命科学关键使能技术主题基金,其系统性作用为激进的自治公共资助机构,是结构变化的敏捷助推剂——挑战系统的路径依赖。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以“服务社会、尊重既得利益”为宗旨,要求研究人员适应社会和行业需求,积极交流成果,寻求环境,获得初始知识产权保护,要求被资助机构在资金需求中整合互动,分配资金以有效利用,收集影响报告;被资助的大学为有效利用提供激励,要重视互动的推广价值,创新办公室的领导力;被资助的企业要提高能力以实现研究,46988黄大仙中特网用辣椒治疗猪病省钱,增强吸收成果的能力,从大学接受实习生。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支持模式包括:其一,针对来自不同院系的实验室、战略和产业研究、研究生培养的框架性拨款;其二,支持回国的博士后(英格瓦卡尔松奖)、学界和行业之间战略性流动、国际课程、基础设施研究员、工业博士和研究所博士项目的拨款等。

  在大学科技创新的产出衡量方面,北欧三国在学术论文的数量与引用率、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数量等数据上并不落后,但在统计方法上并不采用我国通常所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但是北欧三国同样也认识到,大学科技创新的产出、成果扩散和转移并不尽如人意,同样以瑞典为例,瑞典学界认为的大学科技创新产出不够,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TP)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过去创业、成立新公司的数量不多,产生的就业机会不多,此即瑞典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政府部门困惑的“瑞典悖论”(Swedish paradox),即长时间、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未能带来如创新理论预期的经济与就业增长数据。简而言之,科技投人与产出并不相称,表面看来与我国的情况类似。

  大科学语境下的21世纪的科学研究,既有宏观发展的面向也有微观发展的面向。宏观和微观两极迅速发展,一方面带动了传统的科学体系不断交叉渗透,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学科集成现象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目标和方式呈现出超常规的特点,尤其是科学研究与产业企业的密切结合,要求科研管理既要具有管理超大规模科研课题的能力,又要有对产业技术对接的积极应对。在当前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对知识需求的不断变化和要求越来越高,大学学科的专业分类越来越宠杂、越来越细分,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明显,从而形成学科与学科之间、技术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知识点和连接点的空白,以及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盲区,这些盲区和空白刺激着富有活力和创造精神的科研人员去探索未知、填补空白。

  北欧三国大学大多重视学科交叉的协同创新性研究。以南丹麦大学为例,该大学组建了“协同创新中心”,将“跨学科+协同创新”作为学校科学研究的宗旨之一,其特点强调非产业区域、技术领域、企业族群,而是创新的内在联系网络,制定了政策制定者+大学科研人员+企业+产业链上下游的促进各方创新沟通方略,既注重研发经济性(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不断提高,用兼顾研究开发商业经济性(实际产业转化盈利能力),其研发经济性是指从单独依靠大学科研人员,把社会各方都吸引进入这个研发领域共同研发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学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职能从促进单项科研转化转变为激发创新合作伙伴。

  北欧三国一般将创新体系视为在研发、工业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参与者相互作用,交换和使用新技术、新知识,通过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方法以获得可持续发展。以瑞典为例,在构建创新体系的过程中,瑞典将“三重螺旋模型”理论作为政府设计创新体系的主要依据。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为,高校、产业界、政府(或公共部门)三方应当相互协调,紧密合作以推动知识的生产、转化、应用、产业化以及升级。实践中,瑞典国家创新体系系统整合了瑞典国家创新署、大学和企业三大主体的创新资源和研发实力。其中,瑞典国家创新署作为该项制度安排的主要实施者,在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瑞典国家创新署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孵化器等商业化项目连接在一起,使这些研究成果获得进一步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资金;另一方面,瑞典国家创新署还从企业公众需求入手,主动发起项目,交由研发工作者开展以市场需求为驱动的研究工作。此外,瑞典国家创新署还积极推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www.03316.com如牵头实施了V计划,有效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具体到大学的科技创新,乌普萨拉大学将“新知识、新应用、新技能”作为科学与技术领域特点,形成了瑞典国内该领域中最大兼顾科学与技术范围广,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跨学科研究。在组织文化上,采用分散决策即用合议的方式管理知识型组织,从而形成了信任、共担责任、互相帮助、鼓励赞赏、机会平等和信息透明的科研决策体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跨学科研究的科研环境,尤其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能量、生命科学、功能材料、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学科领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方面,研究人员参与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REN)、中微子天文台、同步辐射光源(Max IV)、中子散射(ESS, ILL)、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所(EMBL)、 ICSDP、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等国际大科学设施建设,参与了Node、SNIC(计算方法)、NBIS(生物信息学)、SITES(生态科学)、MyFab(洁净空间实验室)、瑞典国立生命科学实验室(SciLifeLab)等国内科学设施的共享和建设。

  北欧三国大学普遍意识到其面临人口老龄化、未来的医疗保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等方面社会大转变的挑战。他们笃信,集体智商如何超越个人智商,因此他们的开放实验室是要“创造条件,使斯德哥尔摩成为改善生活质量的全球社会创新中心”。

  以大学、企业、政府为核心的三螺旋结构市开放式创新的理论依据。开放实验室强调终端用户从源头参与的共同创造,正如Karl Popper说,“我们不是某些学科的学生,而是问题的学生,问题可能会超越任何学科或专业的边界” 。开放实验室从创造者变化的心态入手,站在定义、设想、原型、测试等新想法的实现方面来定义,通过讲习班、研讨会、设计思维的专业教育为新思想提供服务。开放实验室往往采用会员制来确定会员的权利义务,为会员提供联合办公空间、开放式办公空间、拥有45名以上成员的多元化团体、提供机会的网络、创客空间等。

  北欧三国尽管国土资源小、人力资源薄弱、实行高福利政策,但其大学科技创新取得了较为成功的业绩。据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全球关系副校长Stefan Östlund介绍,在欧盟国家之中,瑞典、丹麦以“创新领导国家”高居欧盟国家创新能力排行榜第一、第二名,即便是处于欧洲最北部的芬兰,也同样高居排行榜第四名(第三名为德国)。

  全球后现代思潮的泛起和汹涌,对于改革开放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随着后现代性社会的持续发展,在中国由政府主导并推进的一系列科技创新措施中,“好奇心驱动”向“市场驱动”科学研究模式快速转变。高校科研活动基础是科研项目的获得或研究,从而形成完善科研成果的生产机制,而通常科研项目的类别包括纵向项目、横向项目和科研人员的自选项目。在此过程中,资金投入是处于最前端的一环,理性化的资金投入机制预设是科研成果生产有效性的基础。

  科研项目是指科研单位为开展科学研究所从事的一系列独特的、复杂的并相互关联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或目的,必须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内,依据规范完成。项目参数包括项目范围、质量、成本、时间、资源等。一般来说,科研项目包括国家各级政府成立基金支撑的纵向科研项目(课题)、来自于企事业单位的横向科研合作开发项目(课题)和单位自筹经费所开展的科研项目(课题)。从高校角度看,科研项目可分为校外科研项目(项目研究经费来自校外)和校内科研项目(项目研究经费来自校内)两大类。校外科研项目又可分为纵向科研项目和横向科研项目两种。

  《2006一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是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尽管国家政策提出要“大幅增加科技投入,调整和优化投入结构,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是今后一段时期科技投入的重要政策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国家科技投入的总量强度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尚未形成。因此,在今后的大学科技创新过程中,加大科研项目的投入力度,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进步过程中,与科研活动生产相关的大型科学设施的建设,是促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策源地,既是科研活动正常秩序得以保障的条件,同时也是高校科研成果目的合理和价值合理选择的过程。与北欧三国相比,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大型科学设施建设明显不足。以中国大学的科学设施为例,其分散在不同的课题组,具有设施基础薄弱,难以共享等特点,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希望形成与企业共享的机制,但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不尽人意。

  尽管如此,国家近年来所开展的大科学建设活动已经启动。例如“中国天眼”、北京“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上海光源等均可视为中国大科学设施工程。2016年投入使用“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为中国探索宇宙空间提供了基础;北京怀柔科学城开工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 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物质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综合实力;上海超强超短激光用户装置、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平台、上海光源二期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建设,也将使上海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国家已经启动或即将筹建的大科学设施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如何形成社会共享的机制,以便从成立上提高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实力,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的。

  由于几十年来的市场经济转型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尽管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但产业技术的进步却在总体上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高能耗、低效率等负面效应。究其原因,国家法律政策环境、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社会环境,以及高校内部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均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国家法律政策环境为例,在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驱动环境中,以法律手段促进科技创新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具体到科技进步的中国法制建设,自2012年以来在各种法律和政策渐次更新过程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于2015年10月修订实施。随着各级各地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进步领域中最为广泛的讨论话题之一。但是,在技术转移和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方面,促进技术转移与科技进步法律政策尚未完全融合,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尚存在不利于促进转化之处,国有资产监管法律与成果转化法律政策存在矛盾,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不利于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因此,国家、地方从各方面进行努力,形成高校、产业、政府互动的“三螺旋科技创新体系”,有待形成共识并努力推进科技创新,将是中国政府、大学、产业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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